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9（2/2）
回到蒙哥马利，《广告报编辑格罗夫.霍尔断然声称，市政府搞出来的这一轮大规模控告是“蒙哥马利史上最愚蠢的行为”。从当地白人的角度来看，本次行动事与愿违，反而重新提振了抵制者的士气。严重削弱了监狱长久以来给黑人带来的耻辱感。监狱从来都是专门打击黑人社会控制武器，现在这件武器的威力却因为滥用而一落千丈。市政府的误算这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场大规模诉讼吸引了蜂拥而至的记者，他们对于本次事件的各种报道又激发了规模浩大的公众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遥远异乡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蒙改联的囊中。神气活现的城市官员们大肆宣扬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给对手造成了致命一击。可是他们轻率地忽略了一种可能：蒙哥马利以外的观众对于这出戏的观感未必一定是积极正面的。“现在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次的事情办砸了，”霍尔写道。
历来惯于整蛊搞怪的霍尔觉得自己“成为了超过百余位国际报社记者的老妈子与土著向导”。为了应付如此汹涌的媒体涌流，他本人不得不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集中接触了一大批光怪陆离的种族议题，既包括波澜壮阔的宏观方面，也包括平凡琐碎的日常方面。媒体涌流刚刚袭来的时候，霍尔曾经打着护送《纽约时报记者彼得.基斯（Peter Kihss）的旗号冒险走进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想要亲眼见识一下金到底是怎样一号人物。就霍尔看来，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捉摸不透的人”，不仅自持身份，而且毫无幽默感；金对于死亡、痛苦和暴力的论述则贯穿着一根“显而易见的死亡观脉络”。不过霍尔也承认，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卖弄口舌、大言欺人、拿着假文凭到处混饭吃的江湖骗子；至于金关于哲学的言论更是堪称“理解透彻，评述有力”。他将这些判断以及许多其他得罪白人读者的内容全都刊登在了自家报纸上。后来霍尔接到一个气急败坏的来电，骂他立场不牢，他则反问电话对面的女士凭什么说抵制行动的幕后黑手就一定是共产党，她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这种事想一想不就知道了吗？”这句回答逗得霍尔乐不可支，干脆将这条金句也一并发表在了报纸上。
就在针对抵制运动的案件即将开庭之际，黑人记者与国内“战地记者”的营地里又涌进了来自日本、意大利、荷兰、德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记者。这些外国记者当中包括印度报业托拉斯的M.K.卡马斯（M.K.Kamath）《法国晚报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ine），《经济学家的基思.凯尔（Keith Kyle），最后还有《曼彻斯特卫报的著名记者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讽刺的是，尽管该报立场观点偏左，而且此前拉斯廷还拿着这家报社的名头来唬人，但是库克却可能是最同情当地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外国记者，甚至不惜将金称作“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爪牙”。）在所有这些同行当中，霍尔最喜欢的一位似乎是法国的摩根。《广告报原本为各位外国同行安排了一场美国地方文化简报会，结果开会之前摩根打来电话，操着浓厚的口音说道，“不好意西，霍尔先伸，我必西爽约了，因为我已经约到了金牧师。”对霍尔来说，这种讨好式关注将金变成了一根昨天蜇到身上的蜂针——这根抽搐不止的细刺虽然微不足道，却能让人又痛又痒，必欲拔之而后快。当地检察官的注意力也集中到了金的头上，眼里根本容不下其他人。于是他们宣布要暂时搁置另外十九起案件的诉讼流程，只起诉金一个人，从而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
为期四天的审判于1956年3月19日开庭。金坐在辩护席上，名律师拱卫在金的身边。金的司法团队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指导金本人，另一组负责指导蒙改联的证人们。他们向金与证人们灌输了一整套辩护词与证言，证言内容虽然严格说来算不上作伪证，却也相差不远。霍特街浸信会的牧师声称，决定开始抵制运动那天晚上，他们想不起来当时是否在教堂里见过金。格雷茨做证说他不记得曾经听到金呼吁人们抵制乘坐公交车。这套抗辩策略源自恐惧与拘泥法条的结合，其核心在于闪烁其词地否认金参与过任何抵制活动——如果说抵制运动确有其事的话。另一批律师则试图证明抵制运动并非“没有正当理由”。他们传唤了一连串黑人女性出庭做证，当庭陈述了她们曾经在公交车上亲眼所见且亲身经历的各种冷酷蛮横行径。
这两条策略对于审判结果其实都起不到多大影响。此时对于各方各面来说这起案件都成为了极具象征性的标杆。本案法官是德克斯特教堂街道对面另一座教堂里的男性查经班教员。在控辩双方做完总结陈词之后他当即宣判金罪名成立，并判处金支付五百美元罚款或者接受一年强制劳役。各家报纸准确地记录了这一时刻：下午4时39分，金走出法院，向着一边欢呼一边围拢上来的人群宣布公交车抵制运动将继续下去。有人高呼：“国王驾到！”紧接着其他人也跟着高呼：“国王万岁！”“金就是王！”当天晚上人们回到了霍特街，回到了一切的起点。金在这里出席了当晚接连好几场大规模弥撒大会的第一场。主持人这样向众人介绍他：“今天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为了你我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金则向大家宣告称：“这项判决与他们对我的一切诋毁全部加起来也无法将我的决心消磨一分一毫。”
此前近四个月的时间里金已经成了蒙哥马利黑人社区的公众人物，现在他的名声终于传播到了蒙哥马利之外。W.E.B.杜博斯历来很熟悉各位黑人领袖，往上能追溯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写道，如果消极抵抗能够征服种族仇恨——他本人对此持保留意见——那么甘地与以金为代表的黑人则一直在向世人演示如何征服战争本身。《射流杂志在封面上推出了金的照片，并且将他称作“阿拉巴马州的现代摩西”；《纽约时报的“新闻人物”版块在庭审期间将金描述成了一个相信“人性本善，无人例外”的人，他在布道坛上的演讲总能“以其深切的信念征服听众……他还特别精通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
金迅速意识到这次审判为他带来了惊人的个人影响力，并且远远超出了蒙哥马利的范畴。审判结束后，他踏上了自从抵制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北上筹款之路，并且在纽约受到了热烈欢迎。一家报纸声称“通常只有布鲁克林道奇队才能（在纽约市）获得这样热烈的欢迎。”上万人试图挤进加德纳.泰勒牧师的协和浸信会教堂聆听金的演讲。仅仅这一次演讲就为蒙改联筹得了四千美元。就连纽约市议会的会长也亲临教堂。疯狂的崇拜者们成群结队地挤在金的身旁。黑人媒体还特意描述了女人们宠溺的叹息声。
远离家乡的大众追捧来得猝不及防，但金在这次纽约之行期间还必须争取其他方面的支持。比方说他向哈里.贝拉方特发出了私人会晤的邀请，地点设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位于哈莱姆的教堂，并且得到了贝拉方特的谨慎回应。贝拉方特的脾气有时候相当反复无常。当时他已经录制完成了将会使他成为国际明星的卡里普索专辑——史上首张销量达到一百万张的个人专辑——但还尚未发行。贝拉方特很想知道金为什么坚持要和他单独见面。他对于牧师与黑人领袖历来抱有戒心，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支持过自己的偶像杜博斯与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他最终还是决定赴约，因为他觉得金代表了一类他从没见过的新型牧师。在交谈中金表示自己听说贝拉方特尽管在演艺界已经走了很远，但却依然极为关心种族斗争。这番话的确在政治层面将贝拉方特恭维得很舒服，但真正令他打消抵触情绪的因素还是金的行为举止——金的谦恭与他身边周遭的逢迎吹捧形成了鲜明对比。贝拉方特发现金并不像他此前担心的那样是个装腔作势的乡下神棍，而是一个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人。走下讲台的金既有果决的一面，又有几乎像母鹿那样脆弱的一面，正是这种刚中带柔的个性打动了贝拉方特。“我需要你的帮助，”金再三坦承道。“我不知道这场运动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