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下的真相（1/2）

1947年10月28日，嘉各达格斯第六共和国国庆日。

这是第六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在连续不断的黑暗与动荡以后，嘉各达格斯终于迎来了她的救赎。北部的首都，秋季的晴空同过往的好几百年一样，万里无云，湛蓝似海。鲜艳的国旗在风中飘扬着，士兵的帽檐上国徽闪耀。每一处街道和路口，人们都穿着光鲜亮丽的服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大簇大簇的红玫瑰妆点着洁净的人行道，与绿意葱茏的树木一起随风摇曳。

——在詹姆·波特因一枝玫瑰遭遇暗杀身亡后，红玫瑰，在嘉各达格斯拥有了另一重意义。内战结束后，红玫瑰更是被选定为国花，出现在每一个庆典场合。嘉各达格斯人都认为，红玫瑰代表了革命者的鲜血，代表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今年也是第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阿不思·邓布利多任期的第二年。他此时正站在市中心府邸的阳台上，双手搭着光洁的大理石栏杆，极目远眺。偶尔有广场上的市民远远向总统挥手致意，于是他也向他们挥手，每次都能引来一阵阵喜悦的欢呼。

对于崭新的第六共和国来说，首都仍旧是她的心脏。而远在南方涅贡，则承载了她的灵魂。因为那是继柯西加崩塌以后，人们眼中代表着自由与斗争的下一个圣地。第六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当局的支持下，原滨海教区大主教重返柯西加，并升任枢机院首席大主教。在这位姓塞尔温的主教的领导下，柯西加的修缮工作顺利开展。这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即使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清教的信众也仍然众多。

“总统先生，”在一群鸽子从广场上振翅飞走以后，秘书的声音打破了邓布利多独享的宁静。“塞尔温大主教已经到了。”

“请他直接上来吧。”邓布利多平和地笑一笑，“我与他之间，不必太过拘礼。”

秘书应声离开了。只过了不到五分钟，邓布利多就听见了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去，刚好看见大主教正推开阳台的玻璃门，向他走过来。

“总统阁下。”塞尔温主教向他微笑，“下午好。”

邓布利多也向他点头：“下午好。”

塞尔温主教笑着收下他的问候，来到邓布利多旁边，与他一同远眺首都的风光。神职人员独有的白袍被凉风鼓动，刺绣的金边在阳光下闪烁着，像是天使的圣光。

“我听说，”邓布利多缓缓开口，率先打破了沉默。“柯西加枢机院，有意废除教皇制度。”

塞尔温大主教并没有看他。他凝视着不知名的远方，慢慢地点了点头：“在发生过那一切之后，教会无法、也无意再设立教皇。”

邓布利多似乎意有所指：“教会当真无意？”

问出这句话后，塞尔温大主教叹了口气。他终于把目光从远方移开，转而投向邓布利多，露出一个苦涩且无奈的笑容：“您心知肚明。与其说教会无意，不如说是我再也无意如此了。”

“我很遗憾。”邓布利多说。他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恍然发觉这位首席主教已经如此的苍老。他鬓边的白发与眼角的皱纹，微躬的脊背，无一不在诉说着岁月的洗礼与风霜。

“您失去了女儿。”邓布利多轻声说，“而她曾遭受过的那些囚禁与轻慢，您不愿再让另一个无辜的少女去经历。”

“您说得很对。”塞尔温大主教笑了笑，语调中有一丝悲悯。“她的一生太短，短到来不及去完全体会世间普通的美好与快乐。我不愿世上再有另一个飞蛾扑火的教皇……我也不愿世上再多一个像我一样，痛失爱女的父亲。”

至此，两人暂时无言。一群身着连衣裙的年轻姑娘从远处的广场走过，她们戴着最时兴的宽沿遮阳帽，手捧着大束的红玫瑰，轻灵的笑声乘着微风传出很远。

“您看见那些女孩的装扮了吗？”邓布利多抬起手，遥遥一指，有些突兀地说。“那种宽沿的遮阳帽，是您的女儿生前最喜爱的装饰。全国的年轻姑娘都在效仿她，出于钦佩、喜爱、与纪念。”

塞尔温大主教没有接话。

“世人皆赞誉您，高尚且仁慈。”邓布利多和缓了语调，那一刻似乎想轻拍对方的肩膀，但最终还是没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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